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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那时候四川农村人出门，背个包袱，里面有几件换洗的衣服就行了！”
这是晚年的邓垦，在回忆哥哥邓小平时，说的一句话。他描述的是1919年，邓小平离开四川广安老家时的情形。
那一年，邓小平15岁，而邓垦才8岁。岁月匆匆，带走了很多儿时的记忆，但哥哥离家的那一天，他却始终没忘。
2017年10月在线炒股配资，邓垦病逝，享年106岁。
在此之前，他已经安排好了自己的后事：家中不设灵堂、不接受花圈、不安排遗体送别，火化后骨灰撒向大海。
亲人们知道，邓垦做这样的选择，是受了邓小平的影响。因为1997年，邓小平做的决定也是一样：不留骨灰，撒入大海。
此后，在邓垦的海葬仪式上，让很多人不理解的是，其妻丁华说了这样一句话：
“老邓，这下你可以带着哥哥回家乡看看了……”
丁华为何会这么说？原因很简单：因为邓小平自1919年离家后，至死未曾再回到四川广安老家，而这件事曾让邓垦颇为感慨。因为，从内心来说，他是希望大哥能回去看看的。
为何邓小平78年不回广安？
比邓小平小7岁的邓垦，跟大哥邓小平有着怎么样的兄弟情？
本期，笔者要跟大家说的，正是这段往事。从某个角度来说，邓垦应该是最了解邓小平的人之一。
一：邓家兄弟
邓小平和邓垦的父亲名叫邓绍昌，是个有学识、有见地的进步人士。早年，他曾在成都法政学校读过书，毕业后回到乡里教过书，也做过当地县团练的局长。
后来，邓绍昌又在当地参加了革命军，还当上了新兵训练营营长。在这段时间，家里的物质条件显然是不差的。
不过，因为为人正直，不愿意跟着上级同流合污，邓绍昌被撤了职。深知自己得罪了人的邓绍昌，为了不连累家人，默默地去了重庆避祸。
至此，照顾儿女的重担就落到了母亲淡氏身上。与丈夫一样，淡氏也是一个极坚毅的人，她对儿女们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。
有一回，眼见家里条件越来越差，为了几个孩子的身体，淡氏便想到找家境殷实的娘家帮忙。她带着二儿子邓垦去娘家，希望父母能给他们一点肉食。岂料，父母认为女婿一家已无翻身的机会，硬是不肯。从那时候起，无论多辛苦，淡氏都不再开口求他们。
有这样的父母，邓小平兄弟几人，从小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。邓垦晚年还记得，哥哥10岁左右时的一次“暴怒”：
那年春节，淡氏去找同乡一户姓刘的人家，希望对方能给自己写个春联。结果，对方欺负她不认识字，写了一则挖苦讽刺的对联。10岁的邓小平发现后，气极了，跑去跟对方理论。
自那时起，邓家兄弟就懂得了读书的重要性。1918年，14岁的邓小平考入了广安县立中学，但学费却很难筹集。幸运的是，正在艰难之际，邓小平收到了父亲的来信，让他速去重庆。
原来，邓绍昌听说留法勤工俭学会重庆分会成立了，正在招收中学生进预备学校。入了学，只要通过考核，就能去法国留学。邓绍昌对长子极为看重，他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
收到信后，邓小平开怀不已，他和父亲的想法是一样的。但母亲却极为反对，她一直希望长子能留在身边，将来跟别人一样娶妻生子。她向丈夫抱怨了两点：
其一，才十几岁的娃，就要弄到那么远的外国去。
其二，一边打工，一边读书，哪个忍心啰！
面对妻子的哭哭啼啼，邓绍昌没动摇。很显然，这是一个影响邓小平一生的决定。为了劝母亲，邓小平开始闹“绝食”，不吃不喝逼母亲答应。最后，淡氏只能点头。
就这样，15岁的邓小平踏上了离乡赴重庆之路。一年后，为了凑够儿子赴法的300块大洋旅费，邓绍昌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，他变卖了部分田产，又去求了妻舅等人。
1920年9月11日，邓小平和同学们由上海黄埔码头出发，前往法国。至此一别，他再未见到父亲和母亲。
与大哥相比，邓垦显然要让父母“省心”得多。他年轻时便一直留在父母身边，安心求学。
二：登寻人启事找兄长
离开家的邓小平，在法国经历了些什么，如果大家看过一部名叫《我们的法兰西岁月》的电视剧，应该会有很深的了解。
这段留学经历，让他认识了周恩来、赵世炎、李立三、蔡和森等一大批优秀的年轻人。多年后，他们一起扛起了历史赋予的使命。
是的，时代，需要这样的年轻人。但作为这些年轻人的家人，他们要承受的往往比普通家庭多。
邓小平离家后，全家都在苦苦盼着他的消息。1922年，他们终于等到了邓小平的一封信。对于信中的内容，弟弟邓垦曾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“他是往家里扔了两个炸弹哟！”
为何这么说？因为这两件事，每一件都让父母挺为难的。
第一件事，邓小平要求父母替自己解除“娃娃亲”。
解放前的四川，给年幼的孩子定“娃娃亲”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。这结亲容易，解亲可就难办了。当时，父母给邓小平定的是一位姓唐的人家。那家人一心等着邓小平学成归来，好把女儿嫁给他。
收到信后，父亲邓绍昌急坏了，只能跑到人家家去退亲。结果，那唐家姑娘硬是不答应，说：生为邓家的人，死为邓家的鬼。
没办法，邓绍昌只能想了个办法：把唐姑娘接到自己家里，当成自己的女儿来养。而后，他又四处让媒婆给“女儿”说了门好亲事，并赠上嫁妆，把她风风光光地嫁了出去。
邓小平信里的第二个“炸弹”，是归期问题。
作父母的，当然希望儿子学成归来，将来光耀门楣。但邓小平却在信里提到自己已经参加了革命，既然如此那以后便不能回家，也不能顾家了。
这第二个“炸弹”，对全家来说无疑是不小的打击。自这封信后，由于邓小平在法国频频更换打工地，全家也就失去了他的消息。对于他在法国那些吃不饱饭的经历，他们也一概不知。
几年后，当邓小平在国外为革命的事忙前忙后时，操劳半生的母亲淡氏因病离世，死前未能见到长子最后一面。
这件事，成了邓小平平生最遗憾的事之一。建国后，舅舅淡以兴曾问他：“你是她的长子，她生前最疼你了，你想过她死前的心情没有？”邓小平落泪了。
1927年春天，邓小平由苏联回到国内，年底随中央机关迁往上海。
4年后，邓垦到上海求学，临行前父亲邓绍昌特意交代他：一定要找一找失联9年的大哥。
邓垦把这件事，记在了心上。一到上海，他便四处托老乡打听，希望能有大哥的消息。可惜，当时在上海的广安人太少了，人生地不熟的邓垦打听了许久，都一无所获。
直到有一天，邓垦突然看到了报纸上的一份寻人启示，便马上有了主意。
于是，1931年5月1日，上海《时事新报》刊登了这样一则“寻人启事”：
“邓希贤兄鉴，弟已来沪，希见报速至法租界萨坡赛路辣裴德路口普庆里五十七号一晤，弟先修启。”
在上世纪30年代的大上海，这样的寻人启示不少，一般也并不会引起太多人的关注。但这一则，是个例外。
很快，就有国民党特务注意到了它，并按启事中的地址，在附近寻找过。他们向附近居民打听：“有没有四川人在这里读书，其中是不是有个叫邓先修的，邓希贤来找他了吗？”好在，最终他们一无所获。
国民党特务之所以会这么关注，是因为：邓希贤就是邓小平，而邓先修则是邓垦早年的名字。
邓小平曾用过多个名字。出生时，父亲给他取名为邓先圣。5岁那年，他在村里上私塾，老先生虽然很喜欢他，却始终觉得：孔子才是圣人，一个小孩子叫这个名字不太好。
于是，老先生便对邓小平说：“我看就叫邓希贤，希望你将来做个贤人！”就这样，邓小平便开始用邓希贤这个名字。
参加革命后，出于安全的考虑，他又在1927年改名为邓小平。但邓垦不知道这一切，因此他的寻人启示上写的还是“邓希贤”。
事实上，邓小平也注意到了这则启示，他在犹豫是否应该去相见。此前，曾有特务用过共产党人亲戚的名义登报寻人，再实施抓捕。为了安全起见，邓小平不得不派人暗中查探虚实。
在确定了情况属实后，邓小平最终还是冒险去见了弟弟。那天他穿了一件长衫，配上一件西裤和一双皮鞋，并戴了一顶不小的帽子。一进门，他便问：“你们这里有没有一个叫邓先修的？”
邓垦仔细把来人打量了一番后，才认出是哥哥来了。9年失联，兄弟二人在这样的情况下见面，邓小平甚至来不及跟他再多说些什么，便催着他：
“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，现在立刻搬家，越快越好。不仅你自己要搬，而且你几个同学，全部都要离开这个地方。”
为何失联9年不和家里联系，不知大家看完邓小平这段话后，是否能明了？
邓小平在法国的同学赵世炎，亦是对他影响极大的知己，已于1927年7月牺牲，年仅26岁。他的另一个同学蔡和森，在广州牺牲后，其母葛健豪至死都不知道这一消息。
这些年轻人不是不想和家里联系，而是不能、也不敢。这是为了自己的安全，更是为了家人的安全。
这次寻人启示成功后，邓垦难得跟哥哥相处了一段时间。几个月后，邓小平离开了上海，奔赴中央苏区。自此，兄弟俩又是十几年未再见面。
期间，他们的父亲邓绍昌于1936年逝世，享年50岁。而这个时候，邓小平正领导着红一军团，他根本不可能有机会回家。
对于父亲和母亲，邓小平曾在1950年，含泪跟舅舅说了一番肺腑之言。
提到母亲，邓小平说：
“记得离家那天，妈妈带着弟弟送了我一程又一程，一直送到五里墩。我拉着她的手，叫她别哭，告诉她我出去留洋，把书读好了回来，将来在外面做事再回来接她……”
提到父亲，邓小平提起了父亲在重庆为他践行时的情形，他说：
“爸爸点了几个好菜，可他拿起筷子就哭了，一口也吃不下……第二天，我就登上了“吉庆”号客轮，我看见爸爸不停地向我挥动手臂……”
这就是邓小平记忆里的家人。
三：邓垦的感慨
自上海登寻人启示找到哥哥后，邓垦受哥哥影响，也早早地去了延安。而后，又随着部队南征北战。解放后，他去了西南地区剿匪，并先后在重庆、武汉等地任职。
邓垦很少对外公开自己的身份，不是真正亲近的同事，都不知道他是邓小平的弟弟。而对于这位二叔，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曾这样说：
“小时候，我们觉得他最不像他的大哥，因为他个子又高，人又英俊。可现在，当他和父亲坐在一起时，我们又觉得他最像他的大哥，只不过一个高点，一个矮点。”
是的，他们很像，都从父母那里继承到了那份坚毅和果敢。
因为工作太忙，邓垦平时很少能够见到大哥。每次要见面，只能是他去北京开会的时候。很快，邓垦就发现大哥的性格和年轻的时候大不一样了。年轻时，大哥爱讲爱笑。但晚年时，却总是沉默寡言。邓垦知道：大哥身上的担子重了。
对此，邓垦是极为心疼的。1980年7月，邓小平到广西，回京途中在武汉停了一下。当时，邓垦正在武汉工作，邓小平送了他几个广西芋头。
这点点滴滴，邓垦都牢牢记着。只是，让他觉得遗憾的，是大哥一直没回广汉老家。
事实上，建国后，邓小平曾多次去四川考察，他本来是有机会回去的。
1978年，他到成都时，广安县委办公室主任来汇报工作，曾特意提出：“家乡人都盼望着您回广安看看！”
结果，邓小平沉默了，一句话都没说。站在一旁的卓琳怕伤了老家人民的心，便接过话来说：“他很忙！你们这么远来看我们，回去向县委和百万父老兄弟姐妹表示感谢！”
几年后，四川自贡灯会在北京举办展览，邓小平也带着家人去观看。一位来自广安的电视台记者曾问邓小平：“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就没有想过回乡看看吗？”
这一次，邓小平给了一个明确的答复。他摇了摇，说了两个字：“我怕”。
邓小平在怕什么？这个问题的答案，邓小平的两个女儿都曾解答过。
其长女邓林曾说：“我父亲说回去这个找你办事，那个也要找你办事，太麻烦！”
而其小女儿邓榕曾在《我的父亲邓小平》一书中提到：
其实姊妹几个曾向父亲提过好多次，希望让父亲带她们回去看看，但邓小平就是不肯。而且他也不让孩子们回去。至于原因，邓小平的解释是；“我一回去，就会兴师动众，骚扰地方！”
对于这样的理由，作为弟弟的邓垦自然是能理解的。
2004年，邓小平已经去世7年多，邓垦提到此事时仍颇为感慨。那次是邓小平诞辰100周年，邓垦带着后辈们回了一趟广安。一踏进他和哥哥都生活过的邓家老院子，邓垦便说了这样一句话：“小平一生献身革命，没有回家啊！”
对旁人来说，提到邓公，满满的都是敬佩、敬仰。但作为家人，邓垦心疼哥哥。
晚年的邓垦，一直过着儿孙绕膝的生活。他很喜欢热闹，喜欢大家庭的生活，平时身上总是揣着小孙子和全家福照片。
因为生活在深圳，每次想哥哥的时候，邓垦就会独自跑到深圳市中心的莲花山公园，因为那里有一座邓小平铜像。只要没事，他就会在那里坐上好一会儿。
2017年10月，邓垦走完了自己的一生。和哥哥一样，他的骨灰入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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